疑问

欄目: 家世点滴

我在写帖子的过程中,心中有一些疑问,这些疑问虽然好像不是和自己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毕竟是困扰。下面先列出两个吧:

(1)历史事实为啥总是缺乏证据。联系到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家史,那就是为什么家谱,甚至于日记这类文字记载,保存就那么困难呢?说大一些,我手头就有一个例子,古代商朝之前,关于夏的记载好像至今还是缺当时的。如果没有可以用科学手段验证的遗址文字,光靠后代人们的相信自然是不够的。不够还不让人说,说了就是西方。。。这不让人们的疑问更深吗?

(2)现在各地有了多少古镇,古庙,古建筑得到了“恢复”,当然是好事。前些年,有多少古迹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有记载吗?为什么不能在这些新恢复的古迹旁边,立上个碑(这不是碑的正当用途吗?)来说明是为什么会,又是怎么被破坏的,当然也该说明是如何恢复的呢?如果,真有这样的规定,或许那种一张古镇恢复的图纸,几乎原封不动地用了上百上千遍的情况就会得到抑制。我看过上海附近的几个古镇,看完之后,说不清那个是哪个了。当然,这可能和我痴呆程度有关。

把疑问写出来,当然希望能得到解。

Try to touch the past. Try to deal with the past. It’s not real. It’s just a dream. -Ted Bundy

关于慈淑大楼的点滴

欄目: 家世点滴

老上海南京路上353号的慈淑(东海)大楼,现在改成了悦荟广场。该建筑是否保留了原样,或许在上海的各位有空可以帮我证实一下。

我查到的资料说:

东海大楼,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353号,原名大陆商场、慈淑大楼、南东商场等。东海大楼由总行位于天津的大陆银行于1930年向上海地产大亨哈同租入地皮并兴建,该大楼由中国籍建筑师庄俊设计,公记、申兴泰、褚伦记等营造厂分期施工完成。建筑于1931年动工,翌年完成,1934年加建一层。所以该楼也是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最早的一批现代化商厦之一。1994年,该建筑入选第二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目前,东海大楼为悦荟 Mosaic 广场。

历史传承

大楼兴建前
东海大楼所占地产,在1902年以前为英国人阿达姆森所有。1902年,沪上著名犹太地产商哈同出资14.5万两白银从其手中购入。当时这块土地上主要有东仁里和西仁里两条老式石库门弄堂。弄堂由一条小道分隔,该路本名佛陀街。街旁另有一些饭店,包括老字号的老正兴饭馆,故又称“饭店弄”。哈同购入该处以后,对原有租客和商铺提高租金,同时与其他希望在南京路上建屋开店的人士接洽。1930年10月,大陆银行与哈同洋行达成协议,以年租20万两白银的价格租入该处地皮,租期32年。到1962年租期届满时,土地和大楼一并交还哈同洋行[2]。协议签订后,哈同随即开始进行动迁原有住屋和商铺,并借口原有房屋为危房,因此用最少的价格迅速完成动迁工作。大陆银行聘请留美归来的建筑师庄俊负责大楼的设计。1931年,大楼开始动工,1932年,大楼竣工开业,并命名为大陆商场。

大楼落成后,底层、二层和三层的部分面积出租给中国国货公司,专营国产商品。1932年2月1日,沪上著名媒体申报馆在大陆商场的三层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社社长史量才遇害后,图书馆更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此外,中国建筑师学会和上海市建筑协会也都设置在这座大楼内。1934年,大楼加建一层。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后,位于沪西地区的圣约翰大学因临近战区,因此由宋子文出面,租用大陆商场的部分楼面借与圣约翰作为临时学生宿舍。1940年,之江大学奉国民政府令内迁,但因各种原因部分师生迁入上海租界内,其中著名建筑师陈植便在大陆商场内组建之江大学建筑系。

1938年,由于战争原因,大陆银行的业务受到极大影响,而其商场所收的租金也无法偿还哈同洋行的高额租金,于是由哈同遗孀罗迦陵出资77万元加上地租和利息,向大陆银行回购大陆商场大楼,同时将该大楼更名为慈淑大楼。1956年7月,慈淑大楼由上海市房地产局接管,更名为东海大楼。之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供销社和新华书店纷纷迁入大楼。新华书店南京东路店迁入以后,上海市民习惯性的将东海大楼称之为南东大楼。1995年9月,该楼进行部分改建后,以东海商都为名的商场开业。1999年12月,东海商都划归友谊集团,因此也改名为友谊欧洲商城。2001年9月,正式更名为友谊百货。2002年3月,大楼再度转手租赁给韩国企业,名为日向百货。2003年8月,大楼又转手给上海华通机电集团,名为笆赛尔珠宝中心。2008年10月,东海大楼经过外观恢复和内部改建等工程后,以353广场的名义重新开门迎客。2014年,更名为悦荟 Mosaic 广场。

建筑风格

东海大楼处于南京东路、九江路、山东中路和新街围起的方形土地,占地约为9亩,建筑总面积32223平方米。大楼中部底层曾保留1900年代的佛陀街,并加以拓宽,改建成为中央天井,增加内部的采光度,同时也方便疏导南京路上密集的人流。大楼最初完工时,面临南京路一侧为7层,1934年,再加盖一层顶楼。大楼西侧则为六层,东南侧九江路上的楼宇为五层。而东北转角则在房屋顶部再增设三层塔楼,因此整个建筑由东北向东南逆时针呈梯状向下。大楼外观以竖线条为主,为钢筋混凝土构造,风格为当时全球流行的ArtDeco装饰艺术风格。2008年,大楼业主邀请伍兹贝格建筑设计公司重新改造,恢复了建筑内部原有的装饰艺术的细节处理。

由于建筑中部的特殊设计,因此大楼呈现周边式布局与南京路上的其他百货公司有所不同。这种布局,使得顾客从底层、夹层一路到二楼时的行进线路确保经过每个柜台。建筑内部第一层至第四层均为营业的商场结构。五层至六层主要为出租的写字楼。

其实,这个建筑里面我还从来就没进去过,外观倒是蛮熟悉的。

这里提到它,是因为有我父母亲从扬州中学毕业后到上海,父亲入上海交通大学读书,而母亲曾在扬州中学沪校担任过老师,沪校的代理校长是我五外叔公黄泰。

下面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扬州中学沪校:

抗战期间上海滩并存两所扬州中学

李友仁

抗战期间,扬州中学的师生或赴四川、上海、泰州农村,或留扬州,多处办学,屡易校址,虽艰难困苦,仍弦歌不辍。而在上海滩,一度并存两所扬州中学。本文主要根据校友的回忆,并查阅其它相关资料整理而成,为你打开这段尘封的历史。

两所学校并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躲避战乱,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当时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部分师生赴上海继续办学。1938年正式建校,校名仍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代理校长为黄泰,校址为公共租界南京东路慈淑大楼,此后一直在此,未变更。

与此同时,扬州中学部分师生赴泰州继续办学。亦于1938年正式建校,校名也是江苏省立扬州中学,代理校长为纪子仙,校址为泰州明德中学旧址。

1939年,战局紧张,该校一分为二。

其一辗转苏北乡间,同年正式建校,校名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苏北分校,负责人为主任朱宗英,校址为江都小纪镇东郊都天庙。

其一随纪子仙校长迁往上海,同年正式建校,校名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本部(习称“泰校”),纪子仙仍为代理校长。原在上海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则改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第二院(习称“沪校”),负责人为主任黄泰。

在沪的两所学校始终没有合并,由此形成了上海滩上两个扬州中学并存的格局。

泰校初到上海,校址为南京路天纶绸缎局。因扬州中学有着极高声誉,吸引了上海的莘莘学子,泰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原校址已不适应,于是迁至静安寺路慕尔鸣路口(今南京西路茂名路口)的新市场,后又迁至法租界的高乃依路(今皋兰路)。

据史料记载,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因市中心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军尚未能进入,仍分别由工部局、公董局进行管理,形势相对比较稳定。两个租界四周为日伪势力所包围,形似“孤岛”。这就是持续了4年的所谓上海“孤岛时期”。也正因为此,沪校、泰校得以维持。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美、英对日宣战,日军进占租界。沪校、泰校难以为继,被迫分别以“慈淑补习馆”、“树人补习社”的名称继续上课。慈淑补习馆负责人为鲍勤士,树人补习社负责人为社长王伯源。树人补习社又由高乃依路迁回静安寺路慕尔鸣路口的新市场。两校维持一个学期,不得不于1942年宣布停办。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扬州中学师生在上海所办的两所学校,沪校校名先后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第二院、慈淑补习馆,泰校校名先后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本部、树人补习社;沪校办学4年(1938至1942年),泰校办学3年(1939至1942年)。

汇集众多名师

扬州中学素以师资优、教学严、学风好而著称。沪校、泰校延续了扬州中学的优良传统,集中了一批具有敬业精神、学养深厚、有丰富教学经验、能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师,其中有黄泰、黄应韶、侯湘石和方剑岑等人。黄泰在沪校,黄应韶、侯湘石、方剑岑则在泰校。

黄泰,扬州中学毕业生,1927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他与扬州中学的另外两位数学教师黄应韶、黄久征齐名,并称“三黄”,享誉苏北数学界。他毕业后,考取了公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名额,但由于要分担家中10多人的生活重任,未能成行。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求贤若渴,闻讯后诚邀其回母校执教,他欣然应允。在扬州中学10年,他编写、出版了《初中代数》上下册、《黄氏初中几何》上下册、《高中解析几何》、《高中立体几何》、《高中复习数学》和《几何学分类习题》等多部教材,被广为使用。其中《初中代数》上下册于1934年被教育部审定为国定教科书。

黄应韶是解放后扬州中学第一任校长,民进扬州市委创始人,曾任民进扬州市委主委。他上几何课不带规尺,在黑板上画两圆外切,将两支粉笔头并在一起,信手在黑板上一转而就,动作娴熟快捷;他甚至能画“九点共圆”;三位乘三位的算式,能不假思索立即写出得数。这些“绝活”,他的学生们至今还记忆犹新,赞不绝口。不少校友回忆,听他上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

侯湘石,扬州中学毕业生,192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系蒸汽机专业。当年,参加江苏省建设厅建设局长甄试,被任命为沭阳县建设局长。后又转任兴化县建设局长。1933年,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慕名,诚邀他到扬州中学任教。他虽步入仕途,政绩显著,足以施展才华,但更倾心于教育,愿为母校效力,遂辞去局长职务应聘。其学生卜元礼在《侯湘石师》一文中追忆:“侯师常身穿一袭蓝色长袍,讲课时由浅入深,尤工定理或定律之关键处,讲解得十分透彻,交待得非常清楚,使同学们均能心领神会而毫不觉得艰难。”

方剑岑,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学系。1933年,他编译了《化学计算法》,向全国发行。在泰校,他自编教材给学生们上课。50年以后,他的学生、1941届校友孙方钟还清楚地记得:“化学老师方剑岑上课时只带一个粉笔盒,全凭丰富记忆和深厚功底, 写出整黑板、整黑板的教材笔记,给学生们以深刻的印象。”

还有沪校的物理教师江之永,1942届校友袁鹰时隔50年后依然记得:“他完全是大学教授气派。他不带课本,提两支粉笔就上讲台。一到黑板前就能接着前一课时的内容滔滔不绝往下讲,使我们大为惊服。”

袁鹰校友还忆及沪校鲍勤士老师,描写得惟妙惟肖:“他讲授优秀的古典诗词时,喜欢大声吟诵,微闭双目,摇晃着花白头发和胡须,一唱三叹,使我们跟他一起也陶醉在精湛的艺术境界中。”

而沪校国文教师陈作民也给1942届校友秦安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讲课深入浅出,娓娓动听。他很注重学生作业,不仅常在课堂上提问,要我们背书,而且每两周就要我们在课堂上做一次作文,认真批改,写出评语,并选出优秀作文,予以讲评。他还鼓励学生多看些课外读物。”

不畏艰苦办学

由于租界局势相对安定,大量难民涌入租界,造成租界用房紧张,适合办学的场所更加难寻,因而沪校、泰校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

沪校所在的慈淑大楼,楼下几层为百货商店,楼上第七八层有近十间房间,原来是供公司、商行租用的大办公室。租用作为校舍后,其中几间用木板隔成小一点的,供教师办公和休息用,其余均为教室。没有专门的活动场所。

沪校的教师们对于简陋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却甘之如饴,依然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教书,并不因生活清苦、薪金菲薄而懈怠。

沪校没有图书馆,不少学生囊中羞涩,买不起新书。好在慈淑大楼三楼有《申报》办的图书馆,缴纳少许押金,即可借阅图书。学生到此,如入宝山。此外,离学校不多远,走几分钟,就是号称文化街的福州路。那里书店林立,经常推出新著,且一律开架售书。学生们可以站在一排排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书前,随意浏览。

学生们学习之余,也组织开展一些活动,如:对文学有兴趣、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文学团体;大家凑钱买稿纸,写稿件,办文学壁报,作为习作园地。低年级同学则苦中作乐,经常在来往人少的楼层走廊里打玻璃弹子,或是玩“捉迷藏”、“官兵捉强盗”等游戏。

泰校在新市场办学时,教室位于商场、饭店的楼上,上课时买卖喧嚣声、锅勺碰击声此伏彼起。楼下两三个店堂门面房为教师办公室,与商店毗邻,门外为市场通道,顾客你来我往,不得安宁。教师宿舍也是租用的店堂屋,每间不到十平方米,安置两三张双人床。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教师们认真备课、授课、批改作业、阅卷,同学们亦孜孜不倦地学习。晚自习时,同学们充分利用晚间的安静环境,刻苦攻读。有时教室的灯灭了,就站在市场的路灯下继续学习。

泰校搬至高乃依路,条件有所改善,有十几间教室,仍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每班只能上半天课。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教师们仍想方设法让同学们获取更多知识。如组织举行英语作文比赛;上化学课需要做实验,则带领同学们到附近一家专供中学生用的化验室去做。

两位优秀校友

沪校、泰校在沪办学,因战火弥漫,交通阻隔,教学经费来源断绝,全靠自筹维持。教师们生活异常清苦,办学条件又十分艰苦,但仍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为己任,坚持从严治校,始终保持着扬州中学的优良校风,声誉不衰。1941年上海交通大学夏季招生,荣获第一名的夏姓学生,即为沪校的应届毕业生。可惜我们目前已经无从知道其全名。

我们所能知道的是,沪校至少走出了两位优秀校友。

一位是浙江宁波人童志鹏,他1941年夏转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第二院学习,1942年高中毕业。194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军事电子高新技术开拓者、奠基者与带头人之一,获国家多种奖励,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1年9月24日,87岁高龄的童志鹏院士兴致勃勃地回访母校扬州中学。在校史陈列馆,童院士对扬州中学110年来的办学成绩赞不绝口。看到扬州中学历史上曾用过的《范氏大代数》时,他激动地说:“我们就是用的这个课本,是英文原版,用英文原版书上课为将来从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童院士欣然为母校题词:“以爱国主义、诚信教育为基础,强化素质教育,为国家培育合格人力资源。”在综合楼报告厅,童院士为高二学生讲述了自己的学习、工作历程。提到在沪校学习的情景,老人饱含深情地说:“70年后能与母校、校友见面,我感到特别高兴和兴奋。我对扬中老师的印象是要求严格,但是很亲切。上学期间,我特别喜欢文学、数学和外语,读了大量书籍,包括英文的、古文的。那段时光让我始终怀念、终身受益!”

沪校走出的另一位优秀校友是江苏淮安人袁鹰,他1940年初中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第二院,1942年转入其它学校读高三。1947年毕业于之江大学。他是当代著名的诗人、儿童文学家、散文家。不少作品,如《井冈翠竹》、《白杨》等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广为流传。

  1992年,母校扬州中学九十周年校庆,袁鹰满怀激情地撰写了长达5000字、题为《闹市弦歌—上海“孤岛”时期的扬中生活》的文章。在这位散文家的笔下,有对当年办学艰辛的诉说,有对5位教师栩栩如生的描写,有对课外活动的回顾等。文章热情讴歌了那些献身教育事业的扬州中学老师们:“他们的人品,他们那作为一代师表的道德,他们身处乌烟瘴气中出污泥而不染的气节,他们对培育下一代的诚挚信念和献身精神,却是我们永远难忘的。”

文中提到的童志鹏院士是我认识,有些交往的长辈。

获得“巴图鲁”称号的扬州人—— 解密清末扬州盐运使黄长吉

欄目: 家世点滴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篇关于我高外祖父黄长吉的文章。

获得“巴图鲁”称号的扬州人——
解密清末扬州盐运使黄长吉

在清朝的武将,都以获得“巴图鲁”(英雄)名号为荣,所以清朝的将军,基本上都是“巴图鲁”名号的获得者,可文职官员就少见了。而在光绪初年,扬州就出现了一位有“巴图鲁”名号的盐运使,他就是家住在仁丰里附近的黄长吉。

投笔从戎 驻守西北边疆

黄长吉,字迪甫,生于清道光十一年(1841),江苏仪征人。家境清贫,自幼勤奋好学,在家习文练武,十八岁从军,承担长江北岸大运河入口地域防务。由于他文武兼备,加上工作勤奋踏实,受到钦命江宁府霍钦巴图鲁都将军的青睐。从军五年后,为鼓励从事江防之功绩,于同治三年(1864)二月经霍钦巴图鲁都将军奏报军机处,“从九品,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同年三月,钦命江宁府霍钦巴图鲁奉旨带兵北上,守候西北边防时提出:“本将军行营,文案办理需人。兹查有遇缺即选从九品黄长吉堪以委办,委该员即将文案一切事宜妥为经理,勿负委任。”从此,黄长吉离开了长江北岸大运河入口地域的防务工作,随大军一路北上,长期驻守西北边疆。

在大军进到黄河地域期间,黄长吉为维护黄河两岸地方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军到达甘肃后,已任钦命督办甘肃军务、西安将军、世袭骑都尉、霍钦巴图鲁都将军和钦命邦办甘肃军务、宁夏将军、西林巴国鲁穆将军二人,于同治四年八月奏报军机处,同年十月,内阁奉上谕:“县丞黄长吉著免选县丞,以知县遇缺尽先选用,钦此。”并授予“蓝领顶戴”。与此同时,奉督办甘肃军务署,霍钦巴图鲁都将军令:在统管甘肃大营营务处的同时,“统管直、晋、各军所有营务处事宜。并会同丰台大营总督同粮台委员办理前敌支发事宜。”

同治五年三月,时任钦命督办甘肃军务的西林巴图鲁穆将军称:“现本将军营务文案折事殷烦,急应添员帮同办理,查有候选知县黄长吉,心地明白,办事勤慎,令即遵照帮同办理,毋及委任。”与此同时,甘肃军务署还奏请内阁,提升黄长吉兼任“直棣州知州”。

连破大案 深得民众口碑

同治五年四月,宁夏河套两侧,特别是宁灵地域,出现盐务大案。因事关军内,当时钦加盐运使衔的甘肃、宁夏河东、河西等处地方兵备奏请甘肃大营,要求派黄长吉会同所有盐捕厅通判查办此案。出身清贫家境,办事廉洁勤慎的黄长吉,深知此案对民众造成的疾苦,担此重任后,日夜辛劳,勤慎破案。经过近一年的清查,不仅破了宁灵地方的盐务大案,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汉、回民族的和谐相处。由于过度辛劳,自己的身体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同治六年二月,钦加道衔甘肃宁夏府孙正堂在奏文中说:“据秉,该直牧(指已任候选五品的直棣州黄长吉州牧)积劳成疾,自系实在情形。惟宁夏甫经收复抚绥安辑在在均系紧要,非得贤能之员不足以资治理。该直牧自上年摄篆以来。昼夜辛劳,勤求民瘼,汉回士庶,无不畏威怀德,共服清明。似此实心任事之员,求之甘肃通省亦实难得。”并请继续留在那里,帮办宁郡善处事宜。由于黄长吉当时在甘肃大营营务处,要总管陕、甘、宁和直、晋、诸省营务,及丰台大营的前敌支发事宜,负担过重。不久,甘肃军务署还是将他调回大营,离开了宁夏府。

同治六年十二月,甘肃大营磴口粮局(即今内蒙磴口地方)又发生了大案。钦命督办甘肃军务、宁夏将军署陕甘总督、西林巴图鲁穆将军下令:“候选直棣州知州黄牧长吉堪以派赴磴局,会同乌副都统办理一切。”并要求“该牧遵照星驰前往,并将到局日期禀报切切。”黄长吉赶赴磴口以后,积极会同乌副都统,日夜辛劳,多方慎察,数月后,终于理清案情,回营交令。

一个年仅25岁的候选直棣州知州黄长吉,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在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复杂的环境下,连破两件大案,既反映了他治理军务的才能,也展现了他“心地明白,办事勤慎”,关心民众疾苦,促进民族和谐的理念,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口碑。

荣授“道员” 获“巴图鲁”名号

同治七年,随钦命统帅沿边马步诸军头品顶戴宁夏副都统、图尔格齐巴图鲁金将军,率各营会合诸军在陕西沿河与近古城十里长滩处,经多次战斗,均大获全胜。同年十二月奏报军机大臣,到次年正月,内阁奉上谕:“所有在事尤为出力之花翎尽先选用,直棣州知州黄长吉著以知府,分发省分归候补班补用。”并授予“盐运使衔”。

同治八年,黄长吉又随图尔格齐巴图鲁金将军参加多次战斗,尽获全胜。使宁夏宁郡地方社会稳定,宁郡南路道路平安畅通。同年九月,内阁奉上谕:对“尤为出力之知府黄长吉候补缺后以道员用”并加四级授予“呼敦巴图鲁名号。”从此,已身为五品的黄长吉又荣授:“钦加盐运使衔、总理营务处、统领英左等营特用道、分发补用知府加四级呼敦巴图鲁”名号。

黄长吉自十八岁从军以来,特别是随军北上,守卫西北边防以后,一直未能回家探望。到同治九年初,父母先后双亡。经甘肃军务署同意,请假五个月回乡安葬双亲。并发给护牌,要求沿途代办公务。

当年五月,黄长吉到达扬州府仪征县老家不久,就接到了三道诰封:一是封其妻为诰命夫人;二是封其父黄禔躬(字近康)为通奉大夫(从二品荣誉官衔),母亲林氏为诰命夫人;三是封其祖父黄锡光(字仲元)为通奉大夫(从二品荣誉官衔),祖母王氏为诰命夫人。突然接到加封两代的诰封以后,家中气势大变,家人和亲友转悲为喜,地方官员接踵道贺,并要以诰封下达后的礼仪安葬父母。黄长吉也因劳累过度而生病,未能及时回营。

次年正月图尔格齐巴图鲁金将军来函称:“刻下需员正紧,刻守职司营务,为军必不可少之员。”经布政使司和江苏巡查院转扬州府催促,并要“将启程日期先行报查。”同年四月由候补道江南扬州府正堂奏报上述司、院,转告甘肃大营黄道员有病情况。后因军情紧急,又催回营,黄道员当即带病启程回营。

带病入疆 忠勇征战千里

黄道员赶回甘肃大营后得知,新疆军情紧急,必须派大军入疆平乱。当时令他为军中“观察”立即出征新疆。踏上征途以后,日夜行军,从甘肃大营向西,路经祁连山,出玉门关入疆,向伊犁方向进发。

在一次与叛军战斗中,黄长吉负了伤,幸得一维吾尔族女子相救,并精心护理才脱离险境。送回营时,得知他年已三十尚无子女。经维吾尔族女子家人和军中众人劝说,他自己也深感维吾尔族女子相救之恩、护理之情,后经家人同意,终于与之结为秦晋之好,也成为汉、维民族和谐的一段佳话。

在北疆地带,经过三年多的奋战,因叛军受到多方境外势力的支援,未能达到朝廷平叛要求,时任甘肃督军的左宗棠也非常着急。到光绪元年(1875)五月,内阁奉上谕命:在甘肃任督军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亲自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大军入疆后,在先头部队的配合下,用了近半年时间就基上平定北疆的叛乱。黄长吉考虑自己年已三十四岁,无儿无女,家中无田无地,又有伤病在身。故遵“直棣州知州黄长吉著以知府,分发省分归候补班用,并赏以盐运使衔”之旨意,回江苏扬州任盐运使。

回到故里 任扬州盐运使

曾任五品直棣州知州的“钦命盐运使衔,道员用分发补用知府,加四级呼敦巴图鲁黄长吉”,于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前,举家从仪征迁居扬州任职。当时的盐运使,与乾隆、道光时期管理富甲天下的盐商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盐运业务远不如当时繁荣。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运司衙门里的不少官职,都还是易生腐败的肥缺。衙门内、外的官员,也有不少人在睁大眼睛看着他。

一直有“心地明白,办事勤慎”评价的,并有御赐“盐运使衔”的呼敦巴图鲁黄长吉,却有他自己为官之道。一是他办理过内外勾结、盗取盐库、武力偷运、贩卖私盐的大案。对盐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漏洞,心中有数;二是他有十多年治军的经历,衙门内外有些“胆大”之人,也要先加观察,畏惧三分;三是他文武兼备,不惧黑道从中作梗;四是扬州盐务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有关章法,基本齐备,只要按章、法办事,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与此同时,黄长吉全家从仪征迁居扬州不久,宣布了几条家规:维吾尔族夫人对我有恩,今又远离新疆,随我来扬,对这里的气候和饮食习惯尚不适应,全家上下人等应多加照顾。每天饮食尚需以囊饼和牛羊肉为主,亦可适当陪她到郊外骑马。并明确邱氏诰命夫人与维吾尔族夫人之间,不分高低,平等相待,姊妹相称。还要求从仪征直系亲属中承继的儿子黄汝诚(字种棠),必须认真读书,长大后学习中医,终身行医济世。还立下了“为学日益,树德务滋”八字家训,前四字取自老子道德经,后四字取自《尚书·泰誓下》。要求人人遵守,代代相传。

由于邱氏诰命夫人大度、贤惠,全心全意相夫教子,处处以礼仪家规行事,对家佣等从不严苛。维族夫人事事听从夫君安排,时时照顾夫君身体。儿子黄汝诚认真读书,追求上进。这对戎马生涯十六载的黄长吉来说:这时才有了一个稳定、温馨的家。而盐运公务大多又在扬州,一切都比较顺利。

黄长吉在扬州安度了四年以后,发现旧有伤病又有萌动,经多方治疗有了好转。但数月后,又出现反复,经多方诊治,效果不佳。于光绪七年(1881)九月突然辞世。享年四十岁。当时全家万分悲痛,地方官员也十分悲伤、惋惜。治丧完毕后,按扬州习俗在“甘泉山”做了一座大墓,叫“万年堆”,长眠于扬州西郊甘泉山中。

黄长吉人生短暂,却未虚度年华。18岁从军后的十年青春,由长江、运河的防务,到促进黄河两岸的社会稳定,再到西北维护陕、甘、宁等地疆防。30岁时,又带病出征新疆,在新疆近四年期间,忠心报国,血战沙场,为祖国的领土完整,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回扬州任盐运使近四年后,终因伤病复发而辞世。

黄长吉辞世后,其子黄汝诚专攻中医内科。由于清代武将之家,多有刀创药秘方,所以他也能用家中的刀创药秘方兼治外科病患,还能动一些简单的中医外科手术。由于能内、外兼治而受到患者的欢迎。1913年,江苏省第八中学在扬州成立时,被聘为“八中”校医。成了扬州较早任公职的老中医。

从手头有限的资料来看:

一,我的曾外公本姓邱,是过继给他的姑父后改姓黄的。
二,高祖在西北是专管军营的营务的,而非打仗的武官。他和颇有争议的回乱好像只是擦边而过。
三,我的曾外公,是颇有成就的中医。但是,我却真正是“不肖”之辈,因为始终不肯信中医,特别不信所谓的理论和逻辑。

下面是我曾去看过的盐运使衙门(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衙署)的大门的照片。该门位于扬州市广陵区东关街道彩衣街社区国庆路北段(原名运司街)国庆北路1号,是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衙署现在仅存的部分,面阔三间,悬山顶,坐西面东。

家谱之谜

欄目: 家世点滴

我手头只有一份由父亲生前起草的一份家谱稿。在封面上他提到:

(1)六十年前在故乡曾见过祖父方在兹的手抄本《方氏族谱》现已失散。树勋乡方氏的祖先来自河南固始,先迁句容,再由句容迁海门。
(2)。。。

首先,我在五十年代和兄长一起在家乡度暑假那次看到的方家的家谱和我父亲提到的手抄本,不是一回事。因为我还依稀记得我看到的那本不是手抄,而是竖印线装的XX堂家谱。而且,祖父,曾祖父等都不在那本家谱上。为此我还专门询问了祖父的。是我记错了?

其次,看来我们这一支,是从江苏句容迁到海门的。其实,有许多崇明人和海门沙地人,都是从句容那里迁来的。这大概是曾祖或高祖那一代发生的事。因为没有记载,我只好凭空猜测一番。

据我猜测,方家的东迁,应该是在1850年左右。当时江苏不少普通老百姓因太平天国之乱而举家东迁。方家是在高祖或曾祖带领之下的来到了海门垦荒的。

祖父的一生

欄目: 家世点滴

记得我一次回乡下,大概是1961年暑假,曾在房前地头照了这张照片。照片上除了坐着的公公(那年82岁)、亲婆(84)外,还有大姑妈(我们称大伯)、二姑妈(称寄爷)和我父亲、哥哥。我总说大姑妈长得特别像我祖母,从小我就分不大清楚。

对长辈们,我的记忆大都非常淡薄。祖父母、大姑妈过世都是事后父亲来信告诉我的。我的长辈当中,祖母和二姑妈都活过90,算是比较长寿的。我也暗存能和她们一样长寿的希望。

对公公(祖父)的一生,他在世时我没有想到问。当时,父母也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而有意无意地躲避谈论以前的事。到后来我再想问了却太迟了。

他除了田间劳作以外,他早年是在家读书、教书的。我听说,祖父曾经是“拔贡”。我对科举制度的了解很少,主要来自于小说和电视剧,这拔贡似乎比一般的秀才又向上了一步,因为受到了推荐。我曾听过一耳朵,公公曾经从上海坐船北上,但是后来好像是放弃了做基层官员的机会,回到了家乡,继续教书。

根据现在能查到的资料。清末江南最后一次乡试(光绪恩科,癸卯科),是1903年9月在南京江南贡院举行的。共有两万余安徽、江苏考生。1903年,公公不到二十五岁。无论如何,1903年的乡试是清朝最后一次。公公参加了没有?但是,他是拔贡应该吴疑。至于他北上读了多久?为什么放弃做官,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找到一篇关于当时考试的综合文字,可供参考。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经袁世凯奏请,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所以,我公公只是一个赶上了整个科举制度结尾的农村读书人。我多少知道,公公、亲婆和二位姑妈为了供我父亲读高中,读大学,是极其不容易的。

公公的故事应该有不少,只是我知道得太少。他一辈子种田教书,据说他曾在长乐镇张家教过书,他也自己办过学校(海门方氏学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父母(还有外婆和一岁多大的哥哥)回乡避难(一直到抗战胜利)期间也曾帮着办学。

五十年代初,农村开展所谓的土改,家里有几亩薄田,祖父被划成什么成分,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但是,后来到了北方,有了参加所谓的“四清”运动的经历,才知道如果被划为富农或者富裕中农会意味着什么。那几十年里脑力劳动都没有被当成劳动,其实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我公公曾被选为第二,三届海门县人大代表, 大概是为了奖励他对家乡教育事业的贡献罢。还算好,不好的出身,没有到严重牵连我们这些后代的程度。另外,他的书法不错,在海门乡下曾有多处有他写的匾额。当然,文革的铁扫帚下,一幅也没留下。

我的故乡情结

欄目: 家世点滴

在我的亲兄弟妹妹当中,我可能是唯一的生在乡下的一个。父亲在抗战爆发后,在坚持在租界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在上海找工作。那时,哥哥出生了,他和我的弟妹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翻翻旧书,我查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日子是41年12月7日。应该是我哥哥出生的前后。

像我父亲在上海没有什么根基的外来的学生,本来就很难谋生。不久,在一片混乱当中,一家四口(包括我的外婆)回到了比较太平的海门乡下家里。几年之后,我来到了这个世上。我的真正出生地,似乎是在六匡镇的二姑妈家的,被季家称为大房子(其实并不大,只是屋顶比四周的房子大些)的那个屋子里。才一、两个月大的我,是不会有什么记忆的。但是,这所房子却很奇怪地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当中。这很可能是和我后来几次去六匡镇的短暂经历搞混了吧。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姑妈的纺车,织布机(织出来的是称为老布的那种)。

我的祖父母,共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比两个姐姐小了十几岁的儿子(我的父亲)。祖父半耕半读,祖母则是一辈子在家务农。我至今还有不知哪里来的祖母摇摇晃晃地经过屋后池塘上的一条田埂一样的小路到池塘那边,下田劳作的印象。屋后的池塘,在靠房子的那边,有几棵祖父种的枇杷树。这个池塘其实并不大,却是我平生第一次学游泳的地方。在一起游泳玩耍的除了我哥哥外还有几位本家(大伯父家的)哥哥。在水里的欢愉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当中了。

乡下,是我叔公(我没有见过)的几个子女是住在外宅的。祖父母和其他几位长辈,如方之印大哥家,合住的是里宅。其实,大伯父(在海门中学教书)二伯父、三伯父、小伯父和蓝馨孃孃和我父亲他们有共同的祖父母(我们的曾祖父母)。

可惜,家里本来有的祖传的家谱,经过无数次政治运动,大概已经无处可寻了。我说有,那是我亲眼所见。我还记得在宅口的穿堂里一边乘凉,一般拿着祖父收藏的一些线装书乱翻。在这些书里我清楚地记得有本方家的族谱。当时我看了有许多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海门家里这些亲戚却不在书上。祖父笑着回答,这书印得早了几年。

我们方家,是什么时候迁到海门的?大概是我曾祖这一代。据说是江苏句容那里迁到海门的这块沙地上的。再往前些,海门的这些沙地可能还是一片茫茫的长江水呢!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背乡离井到这一片刚刚露出江面的贫瘠的沙地上谋生呢?逃难?我想一定是。

故乡和有关故乡的一连串问题,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了。

又:下面是我抄来的一点资料。之所以抄而不只留个链接,是怕不知道那一天就会被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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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大旗作“虎皮”

欄目: 家世点滴

我是一个普通人,至今为止,混混沌沌,几乎一无所成。现在,再想做点什么,精力体力却都不行了,晚了。

今天想到一个题目,那就是我老家的一个名人,张謇,他是清朝的状元,很有名气的。我每次回到老家,都能听到他的名字和故事。他和我们方家,也就是一点普通的关系。

记得那年我和表哥表姐还有侄女小娟,一车回乡,在太仓摆渡。到青龙港附近看到一块题词的石碑:江海大堤。字是楷体,依稀有点熟悉。清白表哥说,这是外公(自然是就我的祖父)写的。可惜当时没有带相机,没有留影。大哥在读大学前在乡下六匡镇住,在家乡的启秀(麒麟)中学读到高中毕业。说到这里,再加上一句,启秀学校是表哥表姐的大姑父龚家办的,我父亲以及表姐都在那里读到初中毕业的。

江海大堤现在还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是,在当时却是张謇在家乡兴办的(和有名的大生三厂一样)的一件大事。

根据表哥说,我祖父曾经在张家(长乐镇)教过书。他记得,家中曾留有张謇写的一幅中堂,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姓方的一代一代当中,有两个祖宗是非常有名的。如,明朝的方孝儒, 他是我们方姓后人心目中的大旗。和我这个普通姓方的后代有什么关系,或许等找到了家谱就能理清。但是,家谱公公曾保存和修改过,因为我小时亲眼在他房里看到过。我想,究竟没有熬过那荒唐的年代。

再回到这个帖子的题目,“拉大旗作虎皮”,有点不正经。我当然不需要什么虎皮。但是,方孝儒、方苞、张謇、江海大堤、启秀学校,这些大旗,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后代,要比那些被竭力提倡的还要高大些。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