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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得“巴图鲁”称号的扬州人—— 解密清末扬州盐运使黄长吉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篇关于我高外祖父黄长吉的文章。

    获得“巴图鲁”称号的扬州人——
    解密清末扬州盐运使黄长吉

    在清朝的武将,都以获得“巴图鲁”(英雄)名号为荣,所以清朝的将军,基本上都是“巴图鲁”名号的获得者,可文职官员就少见了。而在光绪初年,扬州就出现了一位有“巴图鲁”名号的盐运使,他就是家住在仁丰里附近的黄长吉。

    投笔从戎 驻守西北边疆

    黄长吉,字迪甫,生于清道光十一年(1841),江苏仪征人。家境清贫,自幼勤奋好学,在家习文练武,十八岁从军,承担长江北岸大运河入口地域防务。由于他文武兼备,加上工作勤奋踏实,受到钦命江宁府霍钦巴图鲁都将军的青睐。从军五年后,为鼓励从事江防之功绩,于同治三年(1864)二月经霍钦巴图鲁都将军奏报军机处,“从九品,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同年三月,钦命江宁府霍钦巴图鲁奉旨带兵北上,守候西北边防时提出:“本将军行营,文案办理需人。兹查有遇缺即选从九品黄长吉堪以委办,委该员即将文案一切事宜妥为经理,勿负委任。”从此,黄长吉离开了长江北岸大运河入口地域的防务工作,随大军一路北上,长期驻守西北边疆。

    在大军进到黄河地域期间,黄长吉为维护黄河两岸地方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军到达甘肃后,已任钦命督办甘肃军务、西安将军、世袭骑都尉、霍钦巴图鲁都将军和钦命邦办甘肃军务、宁夏将军、西林巴国鲁穆将军二人,于同治四年八月奏报军机处,同年十月,内阁奉上谕:“县丞黄长吉著免选县丞,以知县遇缺尽先选用,钦此。”并授予“蓝领顶戴”。与此同时,奉督办甘肃军务署,霍钦巴图鲁都将军令:在统管甘肃大营营务处的同时,“统管直、晋、各军所有营务处事宜。并会同丰台大营总督同粮台委员办理前敌支发事宜。”

    同治五年三月,时任钦命督办甘肃军务的西林巴图鲁穆将军称:“现本将军营务文案折事殷烦,急应添员帮同办理,查有候选知县黄长吉,心地明白,办事勤慎,令即遵照帮同办理,毋及委任。”与此同时,甘肃军务署还奏请内阁,提升黄长吉兼任“直棣州知州”。

    连破大案 深得民众口碑

    同治五年四月,宁夏河套两侧,特别是宁灵地域,出现盐务大案。因事关军内,当时钦加盐运使衔的甘肃、宁夏河东、河西等处地方兵备奏请甘肃大营,要求派黄长吉会同所有盐捕厅通判查办此案。出身清贫家境,办事廉洁勤慎的黄长吉,深知此案对民众造成的疾苦,担此重任后,日夜辛劳,勤慎破案。经过近一年的清查,不仅破了宁灵地方的盐务大案,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汉、回民族的和谐相处。由于过度辛劳,自己的身体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同治六年二月,钦加道衔甘肃宁夏府孙正堂在奏文中说:“据秉,该直牧(指已任候选五品的直棣州黄长吉州牧)积劳成疾,自系实在情形。惟宁夏甫经收复抚绥安辑在在均系紧要,非得贤能之员不足以资治理。该直牧自上年摄篆以来。昼夜辛劳,勤求民瘼,汉回士庶,无不畏威怀德,共服清明。似此实心任事之员,求之甘肃通省亦实难得。”并请继续留在那里,帮办宁郡善处事宜。由于黄长吉当时在甘肃大营营务处,要总管陕、甘、宁和直、晋、诸省营务,及丰台大营的前敌支发事宜,负担过重。不久,甘肃军务署还是将他调回大营,离开了宁夏府。

    同治六年十二月,甘肃大营磴口粮局(即今内蒙磴口地方)又发生了大案。钦命督办甘肃军务、宁夏将军署陕甘总督、西林巴图鲁穆将军下令:“候选直棣州知州黄牧长吉堪以派赴磴局,会同乌副都统办理一切。”并要求“该牧遵照星驰前往,并将到局日期禀报切切。”黄长吉赶赴磴口以后,积极会同乌副都统,日夜辛劳,多方慎察,数月后,终于理清案情,回营交令。

    一个年仅25岁的候选直棣州知州黄长吉,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在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复杂的环境下,连破两件大案,既反映了他治理军务的才能,也展现了他“心地明白,办事勤慎”,关心民众疾苦,促进民族和谐的理念,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口碑。

    荣授“道员” 获“巴图鲁”名号

    同治七年,随钦命统帅沿边马步诸军头品顶戴宁夏副都统、图尔格齐巴图鲁金将军,率各营会合诸军在陕西沿河与近古城十里长滩处,经多次战斗,均大获全胜。同年十二月奏报军机大臣,到次年正月,内阁奉上谕:“所有在事尤为出力之花翎尽先选用,直棣州知州黄长吉著以知府,分发省分归候补班补用。”并授予“盐运使衔”。

    同治八年,黄长吉又随图尔格齐巴图鲁金将军参加多次战斗,尽获全胜。使宁夏宁郡地方社会稳定,宁郡南路道路平安畅通。同年九月,内阁奉上谕:对“尤为出力之知府黄长吉候补缺后以道员用”并加四级授予“呼敦巴图鲁名号。”从此,已身为五品的黄长吉又荣授:“钦加盐运使衔、总理营务处、统领英左等营特用道、分发补用知府加四级呼敦巴图鲁”名号。

    黄长吉自十八岁从军以来,特别是随军北上,守卫西北边防以后,一直未能回家探望。到同治九年初,父母先后双亡。经甘肃军务署同意,请假五个月回乡安葬双亲。并发给护牌,要求沿途代办公务。

    当年五月,黄长吉到达扬州府仪征县老家不久,就接到了三道诰封:一是封其妻为诰命夫人;二是封其父黄禔躬(字近康)为通奉大夫(从二品荣誉官衔),母亲林氏为诰命夫人;三是封其祖父黄锡光(字仲元)为通奉大夫(从二品荣誉官衔),祖母王氏为诰命夫人。突然接到加封两代的诰封以后,家中气势大变,家人和亲友转悲为喜,地方官员接踵道贺,并要以诰封下达后的礼仪安葬父母。黄长吉也因劳累过度而生病,未能及时回营。

    次年正月图尔格齐巴图鲁金将军来函称:“刻下需员正紧,刻守职司营务,为军必不可少之员。”经布政使司和江苏巡查院转扬州府催促,并要“将启程日期先行报查。”同年四月由候补道江南扬州府正堂奏报上述司、院,转告甘肃大营黄道员有病情况。后因军情紧急,又催回营,黄道员当即带病启程回营。

    带病入疆 忠勇征战千里

    黄道员赶回甘肃大营后得知,新疆军情紧急,必须派大军入疆平乱。当时令他为军中“观察”立即出征新疆。踏上征途以后,日夜行军,从甘肃大营向西,路经祁连山,出玉门关入疆,向伊犁方向进发。

    在一次与叛军战斗中,黄长吉负了伤,幸得一维吾尔族女子相救,并精心护理才脱离险境。送回营时,得知他年已三十尚无子女。经维吾尔族女子家人和军中众人劝说,他自己也深感维吾尔族女子相救之恩、护理之情,后经家人同意,终于与之结为秦晋之好,也成为汉、维民族和谐的一段佳话。

    在北疆地带,经过三年多的奋战,因叛军受到多方境外势力的支援,未能达到朝廷平叛要求,时任甘肃督军的左宗棠也非常着急。到光绪元年(1875)五月,内阁奉上谕命:在甘肃任督军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亲自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大军入疆后,在先头部队的配合下,用了近半年时间就基上平定北疆的叛乱。黄长吉考虑自己年已三十四岁,无儿无女,家中无田无地,又有伤病在身。故遵“直棣州知州黄长吉著以知府,分发省分归候补班用,并赏以盐运使衔”之旨意,回江苏扬州任盐运使。

    回到故里 任扬州盐运使

    曾任五品直棣州知州的“钦命盐运使衔,道员用分发补用知府,加四级呼敦巴图鲁黄长吉”,于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前,举家从仪征迁居扬州任职。当时的盐运使,与乾隆、道光时期管理富甲天下的盐商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盐运业务远不如当时繁荣。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运司衙门里的不少官职,都还是易生腐败的肥缺。衙门内、外的官员,也有不少人在睁大眼睛看着他。

    一直有“心地明白,办事勤慎”评价的,并有御赐“盐运使衔”的呼敦巴图鲁黄长吉,却有他自己为官之道。一是他办理过内外勾结、盗取盐库、武力偷运、贩卖私盐的大案。对盐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漏洞,心中有数;二是他有十多年治军的经历,衙门内外有些“胆大”之人,也要先加观察,畏惧三分;三是他文武兼备,不惧黑道从中作梗;四是扬州盐务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有关章法,基本齐备,只要按章、法办事,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与此同时,黄长吉全家从仪征迁居扬州不久,宣布了几条家规:维吾尔族夫人对我有恩,今又远离新疆,随我来扬,对这里的气候和饮食习惯尚不适应,全家上下人等应多加照顾。每天饮食尚需以囊饼和牛羊肉为主,亦可适当陪她到郊外骑马。并明确邱氏诰命夫人与维吾尔族夫人之间,不分高低,平等相待,姊妹相称。还要求从仪征直系亲属中承继的儿子黄汝诚(字种棠),必须认真读书,长大后学习中医,终身行医济世。还立下了“为学日益,树德务滋”八字家训,前四字取自老子道德经,后四字取自《尚书·泰誓下》。要求人人遵守,代代相传。

    由于邱氏诰命夫人大度、贤惠,全心全意相夫教子,处处以礼仪家规行事,对家佣等从不严苛。维族夫人事事听从夫君安排,时时照顾夫君身体。儿子黄汝诚认真读书,追求上进。这对戎马生涯十六载的黄长吉来说:这时才有了一个稳定、温馨的家。而盐运公务大多又在扬州,一切都比较顺利。

    黄长吉在扬州安度了四年以后,发现旧有伤病又有萌动,经多方治疗有了好转。但数月后,又出现反复,经多方诊治,效果不佳。于光绪七年(1881)九月突然辞世。享年四十岁。当时全家万分悲痛,地方官员也十分悲伤、惋惜。治丧完毕后,按扬州习俗在“甘泉山”做了一座大墓,叫“万年堆”,长眠于扬州西郊甘泉山中。

    黄长吉人生短暂,却未虚度年华。18岁从军后的十年青春,由长江、运河的防务,到促进黄河两岸的社会稳定,再到西北维护陕、甘、宁等地疆防。30岁时,又带病出征新疆,在新疆近四年期间,忠心报国,血战沙场,为祖国的领土完整,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回扬州任盐运使近四年后,终因伤病复发而辞世。

    黄长吉辞世后,其子黄汝诚专攻中医内科。由于清代武将之家,多有刀创药秘方,所以他也能用家中的刀创药秘方兼治外科病患,还能动一些简单的中医外科手术。由于能内、外兼治而受到患者的欢迎。1913年,江苏省第八中学在扬州成立时,被聘为“八中”校医。成了扬州较早任公职的老中医。

    从手头有限的资料来看:

    一,我的曾外公本姓邱,是过继给他的姑父后改姓黄的。
    二,高祖在西北是专管军营的营务的,而非打仗的武官。他和颇有争议的回乱好像只是擦边而过。
    三,我的曾外公,是颇有成就的中医。但是,我却真正是“不肖”之辈,因为始终不肯信中医,特别不信所谓的理论和逻辑。

    下面是我曾去看过的盐运使衙门(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衙署)的大门的照片。该门位于扬州市广陵区东关街道彩衣街社区国庆路北段(原名运司街)国庆北路1号,是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衙署现在仅存的部分,面阔三间,悬山顶,坐西面东。

  • 家谱之谜

    我手头只有一份由父亲生前起草的一份家谱稿。在封面上他提到:

    (1)六十年前在故乡曾见过祖父方在兹的手抄本《方氏族谱》现已失散。树勋乡方氏的祖先来自河南固始,先迁句容,再由句容迁海门。
    (2)。。。

    首先,我在五十年代和兄长一起在家乡度暑假那次看到的方家的家谱和我父亲提到的手抄本,不是一回事。因为我还依稀记得我看到的那本不是手抄,而是竖印线装的XX堂家谱。而且,祖父,曾祖父等都不在那本家谱上。为此我还专门询问了祖父的。是我记错了?

    其次,看来我们这一支,是从江苏句容迁到海门的。其实,有许多崇明人和海门沙地人,都是从句容那里迁来的。这大概是曾祖或高祖那一代发生的事。因为没有记载,我只好凭空猜测一番。

    据我猜测,方家的东迁,应该是在1850年左右。当时江苏不少普通老百姓因太平天国之乱而举家东迁。方家是在高祖或曾祖带领之下的来到了海门垦荒的。

  • 祖父的一生

    记得我一次回乡下,大概是1961年暑假,曾有一张在房前地头的一张照片。照片上除公公(那年82岁)、亲婆(84)外有大姑妈(我们称大伯)、二姑妈(称寄爷)和我父亲、哥哥。我总说大姑妈长得特别像我祖母,从小我就分不大清楚。

    对长辈们,我的记忆大都非常淡薄。祖父母、大姑妈过世都是事后父亲来信告诉我的。我的长辈当中,祖母和二姑妈都活过90,算是比较长寿的。我也暗存能和她们一样长寿。

    对公公(祖父)的一生,他在世时我没有想到问。当时,父母也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而有意无意地躲避谈论以前的事。到后来我再想问了却太迟了。

    他除了田间劳作以外,他早年是在家读书、教书的。我听说,祖父曾经是“拔贡”。我对科举制度的了解很少,主要来自于小说和电视剧,这拔贡似乎比一般的举人又向上了一步,受到了推荐。我曾听过一耳朵,公公曾经从上海坐船北上,但是后来好像是放弃了做基层官员的机会,回到了家乡,继续教书。

    根据现在能查到的资料。清末江南最后一次乡试(光绪恩科,癸卯科),是1903年9月在南京江南贡院举行的。共有两万余安徽、江苏考生。1903年,公公不到二十五岁。无论如何,1903年的乡试是清朝最后一次。公公是通过了乡试的。打个比喻,他就像在现在考取了北大。至于他北上读了多久?又为什么放弃做官,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找到一篇关于当时考试的综合文字,可供参考。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经袁世凯奏请,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所以可以说,我公公只是一个赶上了整个科举制度结尾的农村读书人。

    公公的故事应该有不少,只是我知道得太少。他一辈子种田教书,据说他曾在长乐镇张家教过,也自己办过学校(方氏学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父母等离开上海回乡避难期间也曾帮着办学。

    解放后,公公曾被选为第二,三届海门县人大代表, 大概也是因为他对家乡教育事业的贡献罢。

  • 我的故乡情结

    在我的亲兄弟妹妹当中,我可能是唯一的生在乡下的一个。父亲在抗战爆发后,在坚持在租界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在上海找工作。那时,哥哥出生了,他和我的弟妹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翻翻旧书,我查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日子是41年12月7日。应该是我哥哥出生的前后。

    像我父亲在上海没有什么根基的外来的学生,本来就很难谋生。不久,在一片混乱当中,一家四口(包括我的外婆)回到了比较太平的海门乡下家里。几年之后,我来到了这个世上。我的真正出生地,似乎是在六匡镇的二姑妈家的,被季家称为大房子(其实并不大,只是屋顶比四周的房子大些)的那个屋子里。才一、两个月大的我,是不会有什么记忆的。但是,这所房子却很奇怪地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当中。这很可能是和我后来几次去六匡镇的短暂经历搞混了吧。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姑妈的纺车,织布机(织出来的是称为老布的那种)。

    我的祖父母,共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比两个姐姐小了十几岁的儿子(我的父亲)。祖父半耕半读,祖母则是一辈子在家务农。我至今还有不知哪里来的祖母摇摇晃晃地经过屋后池塘上的一条田埂一样的小路到池塘那边,下田劳作的印象。屋后的池塘,在靠房子的那边,有几棵祖父种的枇杷树。这个池塘其实并不大,却是我平生第一次学游泳的地方。在一起游泳玩耍的除了我哥哥外还有几位本家(大伯父家的)哥哥。在水里的欢愉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当中了。

    乡下,是我叔公(我没有见过)的几个子女是住在外宅的。祖父母和其他几位长辈,如方之印大哥家,合住的是里宅。其实,大伯父(在海门中学教书)二伯父、三伯父、小伯父和蓝馨孃孃和我父亲他们有共同的祖父母(我们的曾祖父母)。

    可惜,家里本来有的祖传的家谱,经过无数次政治运动,大概已经无处可寻了。我说有,那是我亲眼所见。我还记得在宅口的穿堂里一边乘凉,一般拿着祖父收藏的一些线装书乱翻。在这些书里我清楚地记得有那本家谱。当时我看了有许多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海门家里这些亲戚却不在书上。祖父笑着回答,这书印得早了几年。

    我们方家,是什么时候迁到海门的?大概是我曾祖这一代。据说是江苏句容那里迁到海门的这块沙地上的。再往前些,海门的这些沙地可能还是一片茫茫的长江水呢!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背乡离井到这一片刚刚露出江面的贫瘠的沙地上谋生呢?逃难?我想一定是。

    故乡和有关故乡的一连串问题,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了。

    又:下面是我抄来的一点资料。之所以抄而不只留个链接,是怕不知道那一天就会被删了。
    (more…)

  • 拉大旗作“虎皮”

    我是一个普通人,至今为止,混混沌沌,几乎一无所成。现在,再想做点什么,精力体力却都不行了,晚了。

    今天想到一个题目,那就是我老家的一个名人,张謇,他是清朝的状元,很有名气的。我每次回到老家,都能听到他的名字和故事。他和我们方家,也就是一点普通的关系。

    记得那年我和表哥表姐还有侄女小娟,一车回乡,在太仓摆渡。到青龙港附近看到一块题词的石碑:江海大堤。字是楷体,依稀有点熟悉。清白表哥说,这是外公(自然是就我的祖父)写的。可惜当时没有带相机,没有留影。大哥在读大学前在乡下六匡镇住,在家乡的启秀(麒麟)中学读到高中毕业。说到这里,再加上一句,启秀学校是表哥表姐的大姑父龚家办的,我父亲以及表姐都在那里读到初中毕业的。

    江海大堤现在还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是,在当时却是张謇在家乡兴办的(和有名的大生三厂一样)的一件大事。

    根据表哥说,我祖父曾经在张家(长乐镇)教过书。他记得,家中曾留有张謇写的一幅中堂,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姓方的一代一代当中,有两个祖宗是非常有名的。如,明朝的方孝儒, 他是我们方姓后人心目中的大旗。和我这个普通姓方的后代有什么关系,或许等找到了家谱就能理清。但是,家谱公公曾保存和修改过,因为我小时亲眼在他房里看到过。我想,究竟没有熬过那荒唐的年代。

    再回到这个帖子的题目,“拉大旗作虎皮”,有点不正经。我当然不需要什么虎皮。但是,方孝儒、方苞、张謇、江海大堤、启秀学校,这些大旗,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后代,要比那些被竭力提倡的还要高大些。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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